一个世间少有的天纵之才，一个渴望大展宏图的青年才俊，一个心怀天下的时代精英，一个奋发蹈厉的爱国主义者，这就是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中的赵大春。作为活跃于武安当地的风云人物，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轨迹堪称是当代社会的缩影，然而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又为这个时代的许多因素所局囿。回首过往，我们越觉出他坚定信仰的勇毅，越觉出他见贤思齐的可贵。
革命情怀
赵大春先生，字鲲鹏，河北省武安市武安镇人。200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出身贫寒，但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民革党员，他是实践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的楷模，他是继承、发扬中山先生革命进取精神的马前卒。他从少年的时候就受到辛亥革命前辈革命事迹的感染，聪颖好学的他，早早就萌发了报效祖国的理想。1987年在午汲上高中的时候，牛角挂书，砥砺奋进，以期成为社会栋梁之材。在上学期间，他班上一个学习成绩很不错的高中同学张建刚因为家庭贫困导致其被迫辍学，结果因为不能参加高考而患上神经病，一个有志青年的人生就这样烟消云散。建刚的家庭贫困到什么程度呢？建刚的爸爸是个农民，五十多岁了在建筑队当小工，收入微薄，既要供建刚的弟弟上学，还要经常买药给建刚的母亲，家里的生活举步维艰；每年建刚上学交学费，父亲由于筹不到钱，就到地里捋一些麻籽卖了换成钱拿给建刚，一心指望建刚日后上学能出人头地，没想到最后是这么个结果。大春还听人说上届有的学生因为考不上大学而自杀的，这些都深深的触痛了他，于是他给国家教育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国家教育部在原有大学的基础上，再把大学的数量添置一些，招收录取大学生的人数和条件再放宽一些，以便让全天下的莘莘学子都有大学上，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久，国家教育委员会给他回了信，教委的回信中先是赞扬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接着解释说目前国家的财力有限，暂时还没有力量建设很多的大学，希望大春同学理解，最后勉励他勤奋学习，希望他在今后的学习中取得好的成绩。他不禁仰天长叹：“人皆言成才有千条路，奈何我辈连班超都学不得！”
1990年考入武汉科技学院，他不仅是学习上的高材生，而且是政治上的进步者。进入社会以后，他曾经因为工作和婚姻上的挫折沮丧消沉过，也曾经因为前途渺茫而悲观失望过，但中山先生所说的话时常萦绕在他的耳边：“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之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他，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他将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和《黄埔军官学校训词》抄录在小笔记本上，早晚诵读三遍，以时时激励自己的心境如青天白日、立品如光风霁月的志向。他读了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猛回头》这篇文章后，他以陈天华的“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诗句自勉，走上了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人生道路。
“我人对中山先生平等自由博爱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他始终以“继承发扬辛亥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有利于加强海峡两岸血肉感情和民族认同感”为己任，以呼吁“国家和平统一”为最高原则。在国内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他撰写了《纪念辛亥革命的现实意义》一文，他在文中表达了“要实现祖国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观点，同时他指出“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这既是百年来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和民族宏伟事业的新的开端。”他观看了《辛亥革命》这部电影，并写了一篇观后感，他在文章中说通过看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他们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辛亥革命党人为何舍弃自己舒适的小日子不过而非要去革命？在绍兴被杀害的同盟会员秋瑾的回答是：革命是为了给天下的孩子营造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黄花岗的烈士林觉民在给妻子的信中说：革命是替天下人谋求永久的幸福。孙中山回答的非常清楚：今天你们问我，革命所为何事？……革命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时候，在任何人的眼里，永远，永远，永远都不再惧怕列强，都不再有封建皇权，使全国之人无一贫者，使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之东方，这就是革命的意义。
2011年10月，他怀着对烈士喻培伦的崇敬和敬仰之情，写了一首《悼念辛亥革命义士喻培伦》小诗。当时正值全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在武安的文学沙龙的群里，他把这首小诗贴在群里，也没别的意思，无非就是唤起文友们的爱国热情。其中一个当地文人吴良仁看到他这首诗后，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这样的态度就是死路一条。他很惊讶一个“卖李钻核”的文化人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随后立即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个“布鼓雷门”的文人予以猛烈的驳斥，他在文中严词疾问“如果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理念是错误的，那平等、自由、博爱的理念也错了吗？如果说国人遭受敌国侵略和异族奴役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当今建立的国家秩序是合理的吗？如果说今天独自过着小家幸福生活的迂腐文人还诟病先烈的话，那么说为天下人谋幸福的那些辛亥革命党人就是全死的不值了吗？如果说作为文人写写吟花弄月就算是能事的话，那谁要是写写悼念革命烈士的文章就是死路一条吗？”他借用瞿秋白的话痛斥了这些社会上的打着“纯文学”旗号实为捞取名利的酸文人，辛辣地嘲讽了“那些个油头滑脑的，酸腐的文人，沐猴而冠的穿着仿真的朝服，戴着朝珠，本来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走狗。”热情讴歌了像章太炎、鲁迅、李大钊等不为强权左右，能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正义的一群人。
学者风范
1924年6月16日，中山先生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曾经这样说过：“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大春做学问也是秉承了中山先生这一教导的，对于专业上不太甚解的东西，他总是想法设法加以融会贯通。1998年，在销售笙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技术上难题在困扰着他，例如:在单音吹气演奏过程中,第一个音的簧片不闪舌,第二个音的簧片向外闪舌,按正常原则,在吹奏第二个音时要用和第一个音同样的力度,但是由于第二个音的簧片向外闪舌,就造成第二个音的音量相对较小,同时出现发音迟钝的现象。音程关系的不准确,是指某个单音偏高或偏低,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吹奏和音时不协和,在吹奏过程中不能完美地表现旋律自身所流露出的情感,使旋律失去其自身的美妙和圣洁。若有一个单音不准确,就会导致两到三组和音不协和,例如:单音偏高或偏低,和音就会不协和。当时云驾岭矿有一个音乐爱好者从他这里买了把笙，结果人家第二天找上门来说笙的音不准了需要调整。大春把笙的基腿从笙斗里拔出来看到有个簧片上的点头被客户动过了，所以那把笙就会出现音不准的问题。笙只要出现音不准的问题就需要调整点头，他原来并没有学过修笙，怎么办？他只好求助于一个娱乐班吹笙的熟人来帮忙，只见这位朋友用一个细针插在烟头里，待针受热后，粘上一点朱砂和黄蜡配制的点头，在簧片上略微加减后，笙的音准立刻恢复到正常状态。他就想如果他在今后销售的笙中出了技术性的故障，如果完全依靠别人来帮忙总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只有自己完全掌握了这门技术，才不会受制于人，于是他开始学习修笙的技术。
笙是我国古老的簧管乐器,是民族乐器的代表之一。一把好笙能演绎笙鸣的经典,主要是靠笙本体音响的物化。因此,美妙的音响与笙各方面的性能是有很大关系的。笙都存在大大小小的问题,如:闪舌、个别音不容易吹响、开蜡漏气、异味等现象极其普遍,更重要的问题是音程关系的不准确(和音不协和)。为了学好修笙这门技术，大春多次拜师，虚心求教，在不到三月的时间内，他就掌握了点头中的银珠和黄蜡配比，系统学习了和声学的基本知识和修理程序，基本掌握了修笙的技术。然而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困扰着他，那就是到了冬季之后，个别笙的笙簧不发音，如果把该笙苗的音窗往下挪一个位置，该笙苗马上就能发音。可从理论上怎么去研究呢？再譬如扩音笙上的扩音管的长度是根据什么计算的呢？带着这样的问题，到市里各个书店里找有关声学方面的书籍，他终于如愿以偿的买到一本中国科学院戴念祖教授出的《中国声学史》专著，戴教授的书中系统介绍了我国民族乐器的历史发展和发音原理。对于管乐器来说，它的音准不仅要依靠演奏者的控制，更要靠制作者的科学设计。在这里,音乐声学中的数理计算就显得极其软弱无力。如今没有一个管乐器制作家能宣称,他能按照数理公式算出的音孔位置给管乐器定孔，并使演奏家奏出的音高完全与计算相吻合。这是什么缘故？原来,管乐器不同于弦乐器。虽然弦乐器也会由于按弦时产生的张力而影响计算的准确性。但是弦上的张力却可以控制得很小,使它趋向于零。管乐器就无法作到这一点。原来,管乐器上存在着管口校正。将律管频率计算公式： F = Vt /4（L+δ）,衍化为律管音程计算公式： F1 / F2 =（L2+δ2）/（L1+δ1）(式中的F为律管的频率，Vt为在摄氏t度时律管中的声波速度，δ 为闭管律管的管端校正量）。但管端校正量δ是个什么数值呢？大春写信求教于中国科学院声学教授戴念祖教授，戴教授就这个问题的答复写了回信。然后按照律管音程公式选取两支两端管径相同、长度各异的同径管，吹奏后确定两支管的音程是否与计算的相符；此后再按律管音程公式选取两支异径管，通过吹奏，听听两支律管的音程是否与计算的相符。笔者虽然没条件通过精密仪器测试，但是借助弦准的分辨于即能明显地听出，律管音程计算公式仅能适用于同径管，却不适用于异径管。他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同径中音扩音管的长度，得到了一组数据，然后按高低八度分别算出其他扩音管管长数据，就这样他解决了如何计算笙上扩音管管长技术问题。但在计算笙苗上音窗高度问题时，他发现理论算出的数据和实际用的数据还是有略微差别。于是他就这个问题请教了北京乐器研究所乐器检测中心丰元凯主任，丰元凯主任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答，那就是笙苗由于是竹管制作，那么管径肯定粗细不等，于是经数学公式算出的数据肯定会有差异。
2009年5月，大春在武安传媒网站文化长廊栏目看到文友赵贵清写的一篇《武安十大乡绅》的文章，文中说在国民党政府任要职的司庆轩是司华吾的儿子。他撰文纠正说贵清是把司家亲属关系搞错了，按照司氏家谱记载，司庆轩和司华吾的关系应当是叔侄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也就是此次事由，他对民国年间武安“三只虎”产生了浓厚兴趣。李绳武、司华吾、郝群武被人们称为当时武安的“三只虎”，他们都是国民党员并且都在政府里做事。在整理民国人物郝群武资料时，武安民革党员郝飞跃为大春提供了他父亲郝玺修写的一本书，书中有一篇文章《郝少伯说家史》，文中讲述了郝群武的一段为官经历和个人生活片段。文中交代郝群武有个朋友军长叫高贵智，可大春查遍民国二十六年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序列编制资料也没有发现一个军长叫做高贵智，后来大春灵机一动，莫不是高贵智就是高桂滋军长吧！这样一想，他就把郝群武和高桂滋军长的历史片段串联了下来。文中还交代国民革命军29军中有一个司令叫李富珂，但实际情况是：1937年8月，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宋哲元为总司令，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后来张自忠重返部队)，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部队驻守津浦路沿线。这里并没有一个司令叫做李富珂，这里的李富珂司令应当是地方部队的司令。
名士风流
熟悉大春的人都知道，大春是个“多面圣手”，当画家，写文章，作诗词，搞调查，玩吉他，样样精通。他和当地的文化名人安秋生、赵军生、牛保增、杨新民、孔祥峰交往深厚，外人看他文质彬彬的样子就断定他肯定是个文人，但他常常开玩笑的说：“我首先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也不是一个彻底的商人，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为什么这样说呢？1924年6月21日，中山先生在广东大学学生毕业典礼训词中讲到：“学海汪洋，毓仁作圣，大学毕业，此其发轫。植基既固，建业立名，登峰造极，有志竟成。为社会福，为邦家光，勗哉诸君，努力自强。”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具备革命精神的文人才能自强。
他不仅牢记中山先生对青年人的敦敦教导，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为了鞭策自己不断进步，更是把中山先生的这些教导变为书法珍品挂到墙上。大春的办公室挂着原环保局局长赵军生送他的行草书法横幅，书写着遒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还有赵局长为他题写的“总理遗嘱”以及周恩来的那首“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词也历历在目。赵军生是怎么认识的大春呢？共同的爱好使他们结缘并成为忘年之交。原来赵局长也是个音乐爱好者，不仅会拉京胡、二胡和板胡，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对于大春和他们几人的交往，从他们各自的博客上的文章可以印证。安秋生在他的七步沟笔记（四）《三人行》中记述了他和大春认识的过程：“赵大春比祥峰年轻，40来岁，是个开琴行的小老板。我们交往时间不久，但追源溯流还有一重亲戚关系，——她的外祖母原是我的本家姐姐，虽然我们年龄悬殊并未见过面，但城里有这么一门亲戚我是知道的。三四年前大春给我写过一封信，讲到这层关系称我为“老舅”，表达仰慕之情，我并没有十分在意。后来他把他写的几篇文章发给我，一篇追忆他的外祖父，一篇介绍民间文艺活动“土山诚会”，思维缜密，文从字顺，我看后不由欢喜，对这个有着亲戚关系的年轻人刮目相看。大春又是“民革”党员，胸前常常佩戴国民党的徽章或中山先生的像章，似也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追求。言谈中又透漏出他爱好宗教文化，与宗教界人士多有接触，这是七步沟景区需要的，也可弥补我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不足。”2011年8月份，大春经安秋生的推荐到七步沟景区兼职文化策划宣传工作，大春的写作生涯由此起步。
大春作文，最为拿手的是论文、怀人文字，这些文字常举史实，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给人一种悲壮雄浑的感觉——而说到底，写作对于大春来说，只是一种副业而已。就诗词创作来说，大春写的数量不太多，曾多次就诗词押韵和写作技巧和原十中学校党委书记牛保增进行过探讨交流。牛保增在武安当地也是一个文化名人，这位牛书记不仅文章写得好，还精通太极拳，并在武安当地一家景区的刊物上担任主编，数十年来笔耕不辍。而牛书记最为值得人称道的是和大春“和诗”。大春其中一首诗《今生》写于2009年10月，诗中流淌出他心底深处淡淡的哀伤，读他的诗就像是在倾听唐磊演唱凄美苍凉的《丁香花》，使人顿生“仰观苍穹，只不过是清泪凄然；坐观楼台，只不过是鸟散云端。”；读他的诗《书愤》，诗中将自己早年壮志空许的愤懑与诸葛孔明一生为国，死而后已的业绩对比，使人感觉他难遇伯乐和壮志难酬的怅然情结。其诗曰：“ 愁草忧木爬满山，百计莫逞心茫然。遥想隆中空自许，羽扇纶巾百姓间。”牛保增看完大春这首诗后，欣然和诗，诗的题目为《有感赵大春先生的＜书愤＞有感》，诗中写道：“……有志，可到九重天上揽月；坚持，能将高山迁往他方。大德，总是相与日月同辉；大智，震撼所有人的心房。”当年他曾经为找一份工作而东奔西走，为求得一锥生存之地而辗转流离，但严酷的现实让他屡屡碰壁，伴随着他爱情生活的多次失败，其孜孜追求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理想也濒于破灭，想起这些心酸往事至今犹令人扼腕叹息。这个情形就如同当年汉留侯张良为报国仇家恨雇一个大力士，准备用铁锥砸死东游博浪沙的秦始皇，由于没搞清楚哪一辆车是皇帝的车，最后误击从属的车辆，把车上的人砸成了肉饼，秦始皇侥幸逃过一劫。难怪北宋的诗人苏子美在读到这一段历史时，喝一大口酒感喟的说：“噫，击之不中！”
政海风云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发表《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对“大事”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这是一种观念革命，用意在勉励革命同志踏实做事，彻底做好对社会有益的事，以谋求大众幸福。大春谨记中山先生这一教导，存此大志，长期奔驰不倦、狂热勃发地从事为政府建言献策和加强本党自身建设工作。
深厚的中国史学功底，使他能够清醒地把握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剑及履及的求知精神，使他能够快速地提升参政议政的能力；深邃的眼光，使他能够准确地瞻望中国的未来，这些条件造就了一个理性冷静的爱国主义者。他思考问题基本出发点，为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对当地的许多敏感问题做了深入的调研，从建设性的角度提供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解决办法。
大春提出文化、工业、农业、旅游、金融、教育诸多方面的提案，为改善当地民生问题和助推当地经济发展而呼吁呐喊；至于提出改善发展环境和行政部门诸如行政不作为等提案，这不是追求文字上的精致和完美，而是为了涤荡社会不良风气，使武安更具实力、魅力、竞争力。然而，这些致力于扭转工作作风的提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从小的方面说，这是他澄清天下之志的小挫折；从大的方面讲，这预示着政府部门本位利益和个人利益在作怪。
他方正耿直，敢于提出自己义正言辞的观点。2011年10月，当地水务局的一位李海江局长对他们颇受群众非议的衙门作风辩解说：我们不是军阀，哪有什么衙门作风呢？大春针对这一观点著文《反对衙门作风》来回应李大局长的说法，文中这样写道：“是的，现今这个社会是没有军阀，但政府部门确实存在着军阀作风，这种军阀作风和衙门作风是孪生兄弟，没有权利的土壤是滋生不出这两种东西的。什么是衙门作风呢和军阀作风呢？说到底就是脱离了人民群众，背叛了科学发展观精神的一种社会顽症。”“军阀作风和衙门作风不但不便于表现三个代表的时代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科学发展观精神窒息。要使科学发展观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要从根本上除去官僚主义剥削阶级思想，就必须反对军阀作风和衙门作风。”
他独立思考，敢于立异。在全国民革党员学习、宣传、研究中山精神的背景下，在继承、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旗帜的统一引领下，他向组织提出自己的建议，主张成立民革邯郸孙中山研究会，选择研究课题，为把中山先生对祖国强烈、炽热、深沉热爱的精神核心首先在邯郸地区传承，探索出了一条以创新研究孙中山思想为纽带的星光大道。
他奉以实心，行以实事。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党内支部建立民革武安社情民意调查站，积极团结支部同志，努力反映群众心声，认真畅通群众意愿反映渠道；在继承民革先辈同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大力弘扬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优越性和为推进武安经济发展建言献策。至2013年5月，作为政协委员的他在五年间提出切实有效的提案65件，反映社情民意145条。他为民代言的执着和努力，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足以体现民革赖以薪火相传的精神，也不失为兴国之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他身上体现。在社会大发展、大变革、价值观多元碰撞的当下，他更是勉励当代知识分子把握自我、坚守良知的楷模。
他大和谐共进，团结做中坚，积极践行“同心”思想，重视中共武安市委统战部和本党派工作上联系。准确把握“同心”思想的精神实质，并把它贯穿到本党派基层建设和发展实际工作中。取得市委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作创新为理念，联合其他民主党派成员，建立起武安市统战理论研究会，为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创建了平台。
大春这种砥柱中流、明见万里的做事准则，以及他深刻而通透的政治智慧，令他在党内、市委统战部和政协坚而弥久，党内的马宏志副主委这样评价他：“大春的思想最起码比同龄人先进五十年，令人不可企及，但曲高和寡。”中共武安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魏国增赞誉他“人才难得”，第六届武安政协李永安主席称赞他“才堪大用”。
大春追随着中国大变革时代洪流，完成了人生一次次的角色转变。他从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商人，变成一个优秀的民革党员；他由一个落魄书生，变成一个党内享有盛名的理论工作者；他由一个不为人知的布衣平民，变成一个为百姓代言的政协委员。为了自强和自立， 他在二十年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以置信的努力和愈挫愈勇的精神，从事寻求人生道路的真谛，经历无数次挫折和失败，经历无数次徘徊和踌躇，但他从不自暴自弃，不断修正自己的人生航标，披荆斩棘，百炼成钢，最后他终于找到自己的政治信仰，确认为自己成长指明了方向的就是中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