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已至生命垂危之境。宋庆龄扶着孙中山颤抖的手，在他的《政治遗嘱》和《家事遗嘱》上签字。这天同时签署的，还有一份致苏联遗嘱。他的《政治遗嘱》这样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弥留之际，孙中山用微细的声音轻轻吐出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终年58岁。他给我们这个遗教时，音调是异常微弱的。然而，每个有民族天良的人，莫不为这七字而感动，而振奋。毫无疑问的，中山先生说的和平，指着中国人内部的和平，决不是指着对外投降。至于奋斗、救中国，当然用不到任何解释了。经过整整八十五年的今天——当我们沉痛地为中山先生举行逝世纪念的今天，“和平，奋斗，救中国”这句话的每一个字像春雷般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综观孙中山先生的一生，爱国需要革命，革命是为了建设，这是中山精神的内涵。孙中山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往往是经过曲折迂回的过程。早在1886年进入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校学习时，就与同学共同抒发爱国情怀并探索中国的出路。1894年6月，孙中山抱着“冀万乘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的希望，上书李鸿章，希望清政府能够效法西方列强进行改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他试图用改良的方法来振兴国家的活动失败了。之后，他由一个改良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这次上书的失败使他认识到在不改变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提出发展和建设国家，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不能实现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和平之方法，无可复施”。应该立刻行动起来，只有革命才是解救中国危机的唯一出路。
1912年武昌起义胜利后，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同时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清政府派遣袁世凯的北洋军前来镇压革命，袁世凯一面进军武昌，一面又派代表密议和谈。孙中山曾反对议和，表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可言”，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但在北洋军队势力强大而革命阵营内部妥协势力占据上风的情况下，孙中山“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这时的和平是为实现“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的目的，不顾个人地位得失，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即可推举袁世凯为总统。
护国和护法战争的失败及惨痛的教训，促使孙中山加深了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他“观于袁世凯之称帝，张勋之复辟，冯国璋、徐世昌之毁法，曹锟、吴佩孚之窃国。十三年来连属不绝，可知其分子虽有新陈代谢，而其传统思想则始终如一。”继而进一步指出：“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正因为孙中山准确地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他就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国际进步力量的全力支持。
尽管孙中山面临数不清的困难，但孙中山对和平统一中国的前景，始终抱着坚定的乐观的信念。1924年9月，正当直奉激战难分胜负之际，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了北京政变。冯玉祥多次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当时国民党内有人对冯玉祥的北京政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一场“中央革命”。但孙中山认为它“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孙中山为了谋求国家统一，决定抱病北上。虽然这次北上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但他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所作的杰出的努力，已铭于青史，深入人心。
诚如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谒陵感言中所说的，“中山先生是我们今天两岸大家共同尊崇的国族的前辈”，海峡两岸既然都共同尊重中山先生，就应该牢记他的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尽可能以和平而不是“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两岸问题。之所以要强调以和平方式，是因为近百年来，中国通过非和平方式来处理国内问题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而每次的非和平方式，都只会造成兄弟相残、骨肉分离的恶果，只能令“亲者痛，仇者快”！两岸半个多世纪的分隔，不是距离问题，亦非千山阻隔，而是因为各有着心酸的历史。现在来到历史的转折点，实在应该掌握此一契机，向互惠互助、共荣双赢的道路迈进。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精神，振兴中华民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我们热切希望与岛内骨肉同胞团结一道，为谋求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