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他首先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大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他的名字早已随同他的历史功绩深深地印入中国人民的心中。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形成以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大有关系，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也与中山先生早年出外求学的经历分不开。今天，我们就对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萌芽进行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诞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那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概况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刚刚失败，封建主义统治者和以农民阶级为主的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封建主义统治者日益勾结和依附外国侵略势力，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矛盾也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这些主要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日渐激化，必然导致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失败表明，革命的农民大众没能推翻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和统治制度，但是封建主义统治者也不可能一切照旧地恢复原来统治下的社会秩序。封建地主阶级虽然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但在遭受农民革命严重打击的封建基地上，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成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同时，外国帝国主义日益加深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更加促进了这种趋势的发展。
19世纪6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开始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这个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形式的特点是：一方面，中国的封建主义专治统治接近崩溃，特别是经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捻军起义、贵州苗族起义、云南少数民族起义、陕甘回族起义，前后20余年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清王朝的腐朽本质已经暴露无遗，出现了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洋务派军阀官僚，并逐步转变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中国封建经济进一步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初步发展，出现了中国新兴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然而，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较多的联系，其软弱性、动摇性和妥协性更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阶层，一般是指从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等转化来的资本家。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较少，有着更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情绪和较小的妥协性。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他们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打出“变法”、“改良”的旗号，把自己同洋务派区别开，形成一股新生的进步力量。他们是一批先进人物，但对外国侵略中国的实质认识不清，缺少锐利的思想武器，只能反映刚刚从封建阶级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观点，停留在软弱无力的改良水平上。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毕竟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好要求的反映，具有鲜活的时代特点，是一种崭新的思潮。这种思潮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以及对于以孙中山为杰出代表的民主主义思想家、革命家的出现，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热爱思考的童年
孙中山7岁进了私塾，他非常聪明，记忆力惊人。他不满足于私塾中只是枯燥地反复诵读《三字经》、《千字文》之类，背诵的内容常常一点也不懂，所以总爱问老师“为什么”。他对老师说：“我读这些书，却一点也不懂，有什么意思呢？”看他那天真而又疑惑的神情，老师无言以对。可见，那时的孙中山就已具有对所接触事物的探索精神了。
孙中山在郑帝根私塾，半天干农活，半天读书。从这一年开始，他逐渐对村子以外的世界发生了兴趣。村里有一个叫冯爽观的人，是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的老兵，经常在他祖宅门前的大榕树下给村民讲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抗清的可歌可泣的生动事迹，这些故事在孙中山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当讲到金田起义、定都南京、打破江南江北清军大营和逼得曾国藩欲投水自尽时，孙中山更是听得入神。他感叹地说：“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了。”冯爽观老人见孙中山特别爱听这些故事，就对他说：“你长得像洪秀全，你以后也当洪秀全吧。”当时，他们翠亨村一带有个三合会，其实也是反清的秘密组织，有点像山东的义和团。孙中山常去观看三合会练武，回到家里也和伙伴们舞拳弄棒，嘴里嚷着长大以后要去打“满洲仔”。
12岁那年，孙中山又转到冯氏祖祠读书，教书先生是谭植生。转年，孙中山读完了四书、五经。那时他的求知欲更强了。有一次，他知道了邻县一位牧师那里有一张世界地图，就利用到镇上赶集的机会，去求牧师让他看一眼这张世界地图，但没被同意。当时私塾里不教地理，灌输给学生的是，皇帝是天子，中国是天下，天子就是统治天下的圣人。但当孙中山知道了有世界地图，外面的世界很大时，就激发了他了解世界、研究地理的极大兴趣。
翠亨村的老人们都说，孙中山从小就有菩萨心肠。缠足是中国延续了千百年的陋习，女子从七八岁开始缠足，脚趾骨被勒断，不让脚发育，实在是对妇女的摧残。孙中山看到姐姐妙茜因缠足而痛苦呻吟，就跑到母亲面前，央求母亲不要再给妹妹缠足了。尽管这起不到什么效果，但妙茜生前每每回忆起这件事，都对他的哥哥充满了感情。孙中山童年时不仅具有同情心，而且也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
翠亨村有三家大户蓄奴，奴隶大多是女的，都是那些有钱的富户从那些没钱或是借了债而还不起的佃农那里买的孩子。这些奴隶作苦工，没有自由，没有报酬，任由主人打骂。这种社会现象在历史书中很少有专门的分析和记述。孙中山非常痛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便常常问别人，也问自己的父母：“父母有什么权利卖自己的孩子？”“主人有什么权利随便打这些失去自由的奴隶？”当时，他虽然不明白这种不平等现象的由来，但他这种对社会大胆评议的举动，却令村里的人们吃惊不小。
孙中山数代以前本有一些地，后来用白契转让给别人。所谓白契就是卖地时没有向官吏行贿，在契约上没有官府的红印，所以，在官府的地册上，卖掉的土地仍然属于孙家，孙家要继续交税。税吏每年来家里收税，孙中山的父亲都不敢怠慢，赶紧四处奔波到各个买主家收回田税，再交给税吏。有的土地已转卖了多次，就增加了收钱的困难，不但要往里赔上不少钱，还要挨官吏的训斥，而孙中山的父亲每次都只能忍气吞声。孙中山看到父母为这种事情忧心伤神，很不忍心。有一天，他就去问村里的一个长者：这种不公平的事情有没有改变的办法？长者告诉他：这都是皇上定了的，变不了。从此，他知道，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不可变的原因在于上面有个皇帝。
孙中山童年时代所见所闻的许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印象非常深刻，令他经久难忘，埋下了后来要救国救民的种子。以造清王朝的反为荣的革命种子，从小便深埋在孙中山的心底之中了。当然，这种“造反”，在当时还只是一种朦胧的革命意识。
三、对社会现状的不满
檀香山学习回来后，孙中山经常同乡亲们谈心聊天。一方面介绍檀香山的风土人情，讲述他所见所闻的许多新鲜事；一面抨击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风俗的恶劣，宣传社会社会改革的必要。
每当孙中山讲述的时候，他的身边总会聚集许多人。他们一个个睁大眼睛，钦羡而好奇地听着孙中山滔滔不绝的演讲，还时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孙中山总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兴奋，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提出一些济世利民的措施和方法。
孙中山的丰富见识和热情鼓吹，赢得了村民的钦佩。他们甚至推举他为“宿老议员”，在不少事情上都乐于听取他的建议。这在一个因循守旧、长者为尊的封建宗法统治下的落后农村，显得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时也表明了孙中山在除旧立新方面的介绍和宣传是多么的努力。他的功夫没有白费，他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他们常常在一起议论时弊，设想一些革除旧俗的方法。有一次，他们甚至商议起筹钱购买剪刀，鼓动大家一起剪辫子的事。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最终没有办成。但是，孙中山从这些热血沸腾、充满求新愿望的同龄人身上，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孙中山回乡之后，所见尽是些不如人意的景象：田地里稀稀疏疏，村庄里冷冷清清，乡亲们衣衫褴褛，愁眉苦脸，孩童们面黄肌瘦，衣不蔽体。面对这凋敝和衰落，孙中山那年轻、火热的心就不能平静。总该做点什么！这一想法在孙中山的潜意识里，悄悄地扎下根来。
四、革命萌芽的诞生
1883年11月到1886年，孙中山先后就读于香港拔萃学院、中央书院。这个时期发生了多起事件，对孙中山触动很大。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前后历时三年，其结果是在中国打了胜仗的情况下，腐败的清政府却接受了法国侵略者的条件，于1885年4月在巴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6月，又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这件事对孙中山刺激尤大，后来他在《建国方略》中追述自己立志于革命之始，即时“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当时有两件事深深打动了孙中山：中法战争之中，广州各地爆发了群众的反法暴力；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修理法国军舰，码头工人不为发船装卸货物，各行各业也因抗议港英政府镇压反法斗争而罢工罢市。孙中山发现中国人民已经有了相当的觉悟。
孙中山不是一个革命空想家，而是一个革命实践者。他从立志之日起，就开始了革命活动，“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为了“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孙中山在中央书院肄业，毅然决定学医。
孙中山进西医书院学习的目的很明确，希望通过学习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以此来改造衰落古老的中国。他所钻研的范围，远远超过医学课程的要求。凡是有关国利民富的知识，他都潜心研究，同时，他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典籍及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方面的著作。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尤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这一时期，孙中山钻研了大量西方经济、政治著作，醉心进化论，研究西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和各国政治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成功对孙中山影响很大，他希望按照欧洲人的方式来彻底改造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
不可否认，大学时代的孙中山已经有了一些革命的思想，但这些思想还多少带有一些改良主义的痕迹，虽然孙中山的改良思想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不可否认，在19世纪80年代，改良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进步思想。对孙中山影响最大的早期改良派人物就是西医学院的创办人何启。
改良主义思潮在当时是盛极一时的思潮，孙中山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与当时的某些先进人物一样，孙中山也对清王朝政府抱有幻想，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上层某些人物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1890年，孙中山写信给已退职的香山籍洋务派官僚郑藻如，主张效法西方国家，进行改良。孙中山致书郑藻如所提出的主张，不可能依靠郑藻如这种官僚来实现，但这些主张却表现出孙中山这位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和改造社会的抱负。
因为香港“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孙中山由广州转学香港。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在这期间，他先后认识了陈少白、尤少纨、杨鹤岭三人，和他们“昕夕往还”，“相依甚密”，而且“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着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数年如一日，“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在医校毕业的前一年，孙中山结识了“辅仁文社”的一批人。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以“交换智识，研究学术”相标榜。但其领导人杨衢云等人，都是富于“反清复国”思想的。孙中山与杨衢云“一见如故”，而且“扺掌相谈，达旦不倦”。
至此，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的活动已经超出了“谈论”和“鼓吹”的范围，由个别串联，发展到有反清思想的小团体参加，由言论的鼓吹，发展到“组织团体”，进行革命活动了。
武安市民革党员 孟军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