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提出的监察权理论，是中国近现代监察制度转型的重要思想起点。这一诞生于清末民初的制度构想，试图通过独立监察权的设置解决传统官僚体系的弊端，其核心精神在当代中国监察制度改革中形成了历史回响。2018年宪法修正案设立的监察委员会，既是对五权宪法监察权理念的批判性继承，更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制度创新，二者在权力监督的价值追求、制度架构的设计逻辑以及本土治理资源的转化上，呈现出深刻的历史关联与时代超越。
一、监察权独立的理念传承：从“专管弹劾”到“专责监督”
孙中山对监察权的定位，首先在于强调其独立性与专业性。他指出：“监察权是弹劾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主张设立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的监察机关，“以纠正其所犯错误，并解决今天共和政治的不足”。这种将监察权从行政体系中剥离的设计，打破了传统“议行合一”体制下监察依附于皇权的模式，首次在理论上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监察权框架。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设立的监察院，虽因历史局限未能完全实现其构想，但“监察权独立”的理念成为中国监察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当代监察委员会的设立，直接延续了监察权独立的制度逻辑。2018年《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明确其与政府、法院、检察院平行的宪法地位。监察委员会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实现了监察权从行政监察到国家监察的升级。这种独立性不仅体现在机构设置上，更表现为职能的专责化——整合反腐败资源，将过去分散在监察部、预防腐败局等机构的职能集中，形成“监督、调查、处置”的完整链条，与五权宪法中“专管监督弹劾”的定位形成历史呼应。
二、制度架构的本土转化：从“五院分立”到“一府一委两院”
五权宪法的制度设计融合了西方三权分立与中国传统监察、考试制度，其核心是在政权与治权区分的框架下，构建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并立的“五院制”。监察院作为五院之一，理论上拥有对行政机关的弹劾权、对立法机关的纠举权以及对公务员的审计权。尽管这一架构在民国时期因政治动荡未能有效运行，但其对监察权独立地位的强调，为当代中国处理监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参照。
现行宪法确立的“一府一委两院”体制，在国家机构分工上与五权宪法形成隐性呼应：监察委员会承接了监察权的独立职能，与政府（行政权）、法院和检察院（司法权）共同构成分工明确的治理体系。不同的是，监察委员会并非脱离人民代表大会的“平行权力”，而是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体现了“议行合一”原则下的权力分工。这种设计既吸收了五权宪法中监察权独立的合理因素，又避免了西方三权分立的制度弊端，将监察权纳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统一框架，实现了本土治理智慧与现代民主原则的结合。例如，监察委员会向人大报告工作、接受人大监督，既保持了监察权的独立性，又确保其不脱离人民主权的根本属性，这是对五权宪法“权能区分”理论的创造性转化。
三、监督逻辑的时代超越：从“精英制衡”到“人民监督”
五权宪法的监察权本质上服务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权力制衡，其监督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监督手段以弹劾、纠举为主，且因议员构成的精英化，难以真正实现对权力的全面监督。孙中山虽强调“主权在民”，但受历史条件限制，监察权的运行仍局限于政治精英层面，未能与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相结合。
监察委员会的诞生则标志着监督逻辑的根本性变革。首先，其监督范围实现了“全覆盖”：《监察法》规定监察对象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涵盖党政机关、国企、高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解决了过去行政监察“同体监督”和“覆盖不全”的问题。其次，监督机制实现了“党纪国法”的统一：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将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相结合，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监察工作的领导，又通过法治方式将党的纪律检查转化为国家监察程序，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这种“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建，超越了五权宪法中单纯的权力制衡思维，将监督制度与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监督体系的本质特征。
更重要的是，监察委员会的运行机制融入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通过设立举报制度、接受人大监督、开展廉政教育等方式，监察权的行使始终与人民群众的参与相联系，使监督从“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转化为“人民对权力的制约”。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民本监察”思想的现代激活，也是对五权宪法监察权阶级局限性的根本超越。
四、历史辩证法视域下的制度创新
从五权宪法的监察权到当代监察委员会，中国监察制度的演进呈现出“扬弃式”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一方面，两者共享着“监察权独立”“权力制约”的治理智慧，孙中山对西方议会监察弊端的反思（如“议会专制”问题）、对中国传统御史制度的挖掘（如“独立纠弹”传统），为当代监察改革提供了本土资源；另一方面，监察委员会通过“党的领导”“人民性”“法治性”三大维度，构建了不同于资产阶级宪政的新型监察体系。这种创新并非对历史的断裂，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的制度重构——既避免了旧监察制度依附于权力的弊端，又超越了西方三权分立的制度局限，形成了“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监察模式。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监察制度的有效性都取决于其与社会结构的适配性。五权宪法的监察权在民国时期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政党整合能力；而监察委员会的成功实践，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印证了一个真理：监察制度的现代化，必须扎根于本土治理传统，同时回应时代需求。当监察委员会将“打虎”“拍蝇”“猎狐”纳入法治化轨道，将监督触角延伸到基层“最后一公里”，它不仅完成了对历史监察理念的创造性转化，更构建了人类文明史上新型的权力监督范式。
五权宪法中的监察权如同一条历史纽带，连接着中国对“廉洁政府”的百年追求。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既是对孙中山先生“以监察权保障民权”理想的当代回应，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制度创新上的伟大创造。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概念移植，而是在历史长河中对治理智慧的萃取与升华——它证明，真正有效的制度必然深深植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基因，同时在实践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监察委员会正以制度自信书写着权力监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历史的告慰，更是对未来的承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监督成为国家治理的永恒底色。